[44]See Rosenblat Stark, supra note [6].[45]参见王天玉：《互联网平台用工的类雇员解释路径及其规范体系》，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20年第3期。
我们不仅不能照搬现代化的他国经验，还要注意中国经验的本土性，不寻求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或者经验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，今日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成文宪法，都实行依宪治国的国家治理模式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‘依宪治国。
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，中国式现代化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，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，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终所要实现的目标，而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，都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不同面向上的目标界定，它们赋予了国家发展目标以整体性与全面性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对中国式价值的认识，决定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内涵。习近平指出：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，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。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，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，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。
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、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体系，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础与架构。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宪法理论，既要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，也要合理平衡本土性与开放性的关系。[20]既有研究对此有两种解释。
《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（2020—2035年）》要求严格规范收集使用用户身份、通信内容等个人信息行为，明确将通信内容界定为个人信息。四十年来，这方面并无宪法变迁，保护通信元数据的秘密性一直为相关主管部门和立法机关所坚持。只承认通信自由，而不承认通信内容的秘密性质，允许他人拆阅和窃听，就会使公民利用信件或电讯设备而进行的真实的思想、信息的交流受到局限，实际上也就使通信自由受到了限制。制定实施本法对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。
[41]夏征农、陈至立主编：《辞海（第6版）（第三册）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2279页。这是我国宪法上的通信权条款。
张翔：《检查公民通信是谁的权力？——小议网络安全法二审稿第46条》，载《法治周末》2016年8月31日，第1版。两者共同点是均保护公民的自由表达及以此为基础的人格自由发展。[56]同前注[1]，杜强强文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检查确是一种示例性规定，但绝非随意选择——早在四十年前，八二宪法就以此对老大哥式的监控国家（surveillance state）敲响警钟、扎紧牢笼。
1954年《劳动改造条例》第6条明确劳动改造机关受人民公安机关的领导，其第11、15、19、23条进一步规定各类劳动改造机关，包括看守所、监狱、劳动改造管教队等，均由公安机关管辖。如果一检查信就算违宪，很难办。进入本世纪，2000年《电信条例》第66条规定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，似乎意在区分内容数据和元数据。其次，对象标准认为通信以点对点交流为限，排除非点对点的信息交流。
[42]同理，若不查明公民在网上的具体行为，也无法知道其是在发送信息还是发布信息。[19]直到八十年代，公民的电报秘密始受保护。
[98]同前注[68]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书，第129-130页。同年，蒋介石命军统局接管各地邮电检查所，统一全国邮电检查事宜。
其二，线上语境中，通信权和言论、出版自由权保护的对象相同，但保护方式不尽相同——两者虽都禁止违法侵害线上信息交流的完整性，例如违法删除发布的信息或屏蔽传输的信息，但通信权同时也保护线上信息交流的秘密性，对秘密监控实行加重法律保留，言论、出版自由权则无此保护方式。直到1993年，《无线电管理条例》第11条才规定：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提出书面申请，办理设台（站）审批手续。[83]徐辰编：《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：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（1840-1949）（下）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343页。其著者，如出版法、非常时期的报纸、杂志、通讯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、戏剧电影检查办法，邮电检查制度等。最为接近的蓝本是1979年通过的《刑事诉讼法》第86条：侦查人员认为需要扣押被告人的邮件、电报的时候，经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，即可通知邮电机关将有关的邮件、电报检交扣押。早在1923年，毛泽东就曾指出：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，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，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……赵匮惕现在堂哉皇哉兴护宪之师了，而他两年来惨杀劳工，勒封报馆，剥夺人民书信自由（邮电检查员未曾撤去一日）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有学者进一步指出：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公民通信自由权的不可分割、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。[33]二是非私人生活的思想，如有学者认为商业往来、职场交流不属于宪法要保护的通信。
内容说主张只有对通信内容的审查才是检查，理由是八二宪法英文版中该词被译为censor[78]以及2000年《电信条例》第66条将检查明确为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。否定观点见吕世珩：《通信与邮件混同的法律思考》，载《现代邮政》1990年第4期。
[36]第三，最关键的是，要确定某个信息交流活动是否承载个人思想，首先需要查验交流的内容。例如《网络安全法》第58条规定：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，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，经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，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。
在1989年版《辞海》中，通信被界定为通书，即书信沟通。1994年《监狱法》第47条规定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，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。比较通信权条款与其他人身权规范，可发现两点区别。[82]八天后，1月16日，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提出《和平建国纲领草案》，要求立即无保留的废除一切新闻、出版、戏剧、电影及邮电等检查制度。
这是因为根据1979年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第5条，检察院的职能还包括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、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。在此意义上，公民利用线上、线下通信渠道一对一/众/世发表言论同时受两者保护，由此发生基本权利竞合。
相反，恰因其对电话秘密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，而在当时条件下又难以给侦听电话一个准确的规范定位，故选择宪法延迟（constitutional deferral），即决定不做决定（decide not to decide），把实质判断权交给未来的立法者，以降低宪法规范与现实龃龉的错误成本。[22]同前注[1]，李忠夏文。
[69]同前注[1]，杜强强文。该密令指出：邮件检查，事关机密，为免反动分子得逞奸谋，及民众怀疑起见，邮局员工，对于检查一切事宜，均应保守秘密。
[50]张友渔：《在全国政协在京座谈会上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情况说明》，载张友渔：《宪政论丛（下）》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25页。传统技术条件下，公民的信息交流基本是点对点。第一种归因于域外影响，理由是作为五四宪法主要蓝本的1936年苏联宪法用的正是通信。[93]有人可能提出劳改机关不具有这两种职能。
第二阶段转为通信自由，如1949年《共同纲领》第5条规定通讯的自由权。二是现代意义上的使用特定的手段和方式，在信息需求者之间实现非面对面的信息交流的活动。
五四宪法第90条从自由转用秘密，当是受1936年苏联宪法第128条影响。制宪者为何作此调整？以往有两种解释。
如果只用通常党内、人民内部处理问题的那一套办法，就对付不了它。借他人之口亦可传递自己思想，例如寄送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或《花花公子》就有完全不同的个人表意。
